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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
（1744—1794）江苏江都人，字容甫。幼孤贫，赖母授读。少长，游书肆，借阅经史百家书籍，过目成诵，遂为通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以母老不赴朝考。文章以汉魏六朝为则，卓然为清代中叶大家。笃志经学，尤精《周官》、《左氏传》，兼治诸子。与同乡王念孙、刘台拱为友，服膺顾炎武，自许为私淑弟子。曾应湖广总督毕沅之聘，撰《黄鹤楼铭》等文，传诵一时。后至杭州文澜阁掌《四库全书》，旋卒。有《广陵通典》、《春秋后传》、《容甫先生遗诗》、《述学内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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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汪中，七岁丧父，家贫，无力求学，由寡母邹氏启蒙。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故扬州民间云“无书不读是汪中”。工骈文，27岁时作《哀盐船文》，为杭世骏所叹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射雁赋》应试，列扬州府第一名，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汪中早年家贫，营养失调，又过于劳心劳力，以致于闻更鼓鸡犬声，心跳加速，夜不成寐。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为拔贡生，历为太平知府沈业富、宁绍台道冯廷丞、安徽学政朱筠管书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南京协助编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应聘至镇江文宗阁检校《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扶病前往杭州文澜阁检校《四库全书》；是年冬，积劳成疾，卒于西湖葛岭园僧舍。汪中去世后，镇江、杭州两地都举行了祭祀汪中活动。四方文士聚而拜祭，阮元书题“述德诵芳”匾、李兆洛署“仰之弥高”额，这些活动，从一个侧面证实汪中对《四库全书》的贡献得到世人的承认和赞扬，其事迹影响着后来人，名儒杭世骏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郑虎文、朱筠等名儒称汪为奇才，被誉为“天地间有数之奇文”。
人物事迹
清朝的汪中生于扬州，其言不在体制的三界内，其状常跳出礼序的五行外，算得上是清朝文坛与学界的“一怪”吧。
汪中七岁那年父亲死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就辍学了，母亲开了个“家族小企业”，专门生产布鞋。应该说送孩子读书的钱是有的，但她母亲也许觉得学校里的“应试教育”很害人，也就不送他上学，她自己白天当老板，晚上当老师，居然把汪中教得博古通今。
汪中没进学堂，但他喜欢学堂，他常常到学堂里去玩，在学堂里读书的人，爱得“厌学症”，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常常偷懒不做，就给汪中几粒糖或几个玩具，汪中给他们做作文，据说老师大为赞赏，汪中也就这样做了一个“编外学生”。长大以后，他还是爱去学堂，安定书院每来一个新“校长”，汪中腋窝下面便夹着经史子集，前往书院，一去就提出疑难问题，学堂老师常常回答不出，闹个大红脸，夹着尾巴赶紧走人。
汪中很狂，他爱骂人，谁都敢骂，什么都敢骂。他说扬州城里，读书读通了的只有三人——— 王念孙、刘台拱，排第一的当然是汪中。时有某士大夫者，写了一卷诗书，特来请汪中评定，汪中笑嘻嘻对他说：“君不在不通之列。”那人大喜过望，连连作谦虚状，汪中看他那副模样，大笑着说：“君再读三十年书，可望通矣。”汪中口才一般般。一次与洪亮吉同放一舟，高谈阔论，激烈争辩，不料洪亮吉铁嘴铜牙，滔滔雄辩，把汪中辩了个气急败坏，他动口动不赢，就动手，一把把洪亮吉推舟下水，呛得老洪直吐白沫，幸亏船夫水性好，把老洪给救了上来，不然真会闹出人命案来。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读那么多书，都是准备“货与帝王家”，赚养家糊口钱的。汪中早年也有过这念头，每次科举开试，他都参考。有一回，有个姓孟的督学主持江苏科考，踱步到汪中考桌旁，汪中为逞其才，三下五除二，考完了就交卷，大力拍桌子：“今日当吓死小孟矣！”他喊人家主考官“小孟”，自有科举以来，谁有如此壮举？他说当吓死小孟，意思是其才气吓人一跳。这个小孟呢，也是个好玩的人，出榜那天，把中举者全部公开上墙，从上到下，就是没有汪中，次日，“炮再九鸣，又四人扛一案出”，众人一瞧：“超超等第一汪中。”弄了一个恶作剧，把汪中吓了个半死，“小孟”就对汪中说：“前日小孟没吓死，昨日当吓死小汪矣。”汪中有才，而且考试也比较顺利，再去金銮殿一试，也许就可以弄个高官干干了，而汪中呢，却不干了。乾隆五十一年，吏部侍郎朱珪典试江南，行前放出话来：“吾此行必得汪中为首选。”可这个汪中听到这话后，却学习许由，赶紧“洗耳”去了，连名都不去报，这“首选”之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汪中也就这样终身不仕。
文学创作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他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对墨学推崇备至，认为墨学在当时为显学，墨子为救世之仁人，力辩孟子辟墨为过枉。又曾作《荀卿子通论》，以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称“孔荀”而不称“孔孟”，以异于宋儒“道统”说。因其为墨子、荀子翻案，在当时曾被统治者视为“名教之罪人”。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有《述学》 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 6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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