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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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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文学成就
思想内容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达、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艺术造诣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满江红》（鹏翼垂空）等，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驾新郎》（细把君诗说）、《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贺新郎》（老大那堪说）、《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永遇乐》（千古江山）等，表现对南宋朝廷屈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热情奔放。
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词，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写得储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书法成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为纸本，行书十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曾经过元朝赵孟頫，明黄琳、项元沛，清朝永理等鉴藏，《书画鉴影》著录。
介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汉族，南宋著名词人、豪放派代表人物，在文学上，他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代表作品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清平乐·村居》等。辛弃疾现存词600余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的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
关于更名一事，辛弃疾在抗击金人的战斗过程中，将原字“坦夫”改为“幼安”，旨在效仿西汉大将霍去病之事，也能奋勇杀敌，带领将士打败异族侵略。
他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如“四书五经”。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实施。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1207年10月3日，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作为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生平年表
录自邓广铭《辛稼轩年谱》
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金熙宗（完颜亶）天眷三年（1140）五月十一（合公历5月28日）卯时，稼轩生于山东历城之四风闸。
宋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1147）稼轩八岁。
稼轩之从学刘嵒老（瞻）当在此年前后。
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稼轩十岁。
（“稼轩师于蔡伯坚之说，首见《宋史》本传，辛启泰著其事于十岁，未知有无依据。”据邓广铭先生考证，稼轩无从蔡氏受学之事，考证详见邓广铭著《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
宋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1153）稼轩十四岁。
谛观形势’，盖由此也。”邓按：辛《谱》所云亦未知何据。《济南府志》及《历城县志》中均不载此事。既无可参稽，
宋绍兴二十四年、金贞元二年（1154）稼轩十五岁。
宋绍兴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1157）稼轩十八岁。
宋绍兴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1158）稼轩十九岁。
稼轩祖父辛赞之知开封府，
宋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稼轩二十一岁。
稼轩祖父辛赞之卒，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世宗（雍）大定元年（1161）稼轩二十二岁。
金主亮大举南犯，稼轩聚众二千，与耿京共图恢复。
十月，金蔡州新息县令范邦彦以其县归宋。（邓按：稼轩与范氏先后南归，忠义相知，后遂婿与范氏。其后邦彦之子如山与稼轩深相投契，至如山之子炎又为稼轩之婿。
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稼轩二十三岁。
正月，稼轩奉耿京命，奉表南归。十八日至建康。召见，授右承务郎。
闰二月，耿京为张安国等所杀，稼轩缚张安国献俘行在，改差江阴签判。
五月，皇太子昚受禅即皇帝位，是为孝宗。
稼轩以分兵攻金人之策干张浚，不被采纳，
稼轩之定居京口及其与范邦彦（子美）之女、范如山（南伯）之女弟之结婚，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稼轩二十四岁。在江阴签判任
隆兴二年（1164）稼轩二十五岁。在江阴签判任
江阴签判任满，改广德军通判，
乾道元年（1165）稼轩二十六岁。在广德军通判任
奏进《美芹十论》
与周信道（孚）相结识，
乾道二年（1166）稼轩二十七岁。在广德军通判任
乾道三年（1167）稼轩二十八岁。
在广德军通判任。任满，改建康府通判。
乾道五年（1169）稼轩三十岁。在建康通判任
患<疒颓>疝疾，
乾道六年（1170）稼轩三十一岁。
召对延和殿。论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又上疏请练民兵以守淮。
迁司农寺主簿。
作《九议》上虞允文。
乾道七年（1171）稼轩三十二岁。在司农主簿任
乾道八年（1172）稼轩三十三岁。
春，出知滁州。
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
创建奠枕楼，繁雄馆。
秋，友人周信道（孚）来滁相会，并作《奠枕楼记》。
全椒县僧智淳以宋太祖赐《王嵒帖》来献，周信道代作跋。
是年有奏议上君相，论敌国事。（周密《浩然斋意抄》载《镇江策问》有云：“犹记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绍定足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诸君有义气如幼安者，百尺楼上岂能不分半席乎。”）
稼轩妇翁范子美（邦彦）之卒，
乾道九年（1173）稼轩三十四岁。
冬，上疏乞将滁州依旧作极边推赏。
以端砚赠友人周信道（孚），
稼轩之因病离滁州守任，回京口居第，
淳熙元年（1174）稼轩三十五岁。
以启贺新任建康留守叶衡，
叶衡荐稼轩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
淳熙二年（1175）稼轩三十六岁。
在仓部郎官任登对，上疏论行用会子事。
致书周信道（孚），权其痛忍臧否。
夏四月，茶商赖文政起事于湖北，其后转入湖南江西，数败官军。
六月十二日，稼轩出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进击茶商军。
淳熙三年（1176）稼轩三十七岁。
在江西提点刑狱任。
淳熙四年（1177）稼轩三十八岁。
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
奏陈武陵县令彭汉老政绩。
淳熙五年（1178）稼轩三十九岁。在江西安抚使任
春二月，奏劾知兴国军黄茂材。
奏请申严延边州县耕牛战马出疆之禁。
召为大理少卿。
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1179）稼轩四十岁。
在湖北转运副使任
春三月，改湖南转运副使。
稼轩为赋《满江红》词致贺。
奏进“论盗贼札子”。
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奉孝宗手诏，谕惩治盗贼旨意。
淳熙七年（1180）稼轩四十一岁。
春，奏请以官米募工，浚治陂塘，因而赈给。
出桩米赈粜永、邵、郴三州。
整顿湖南乡社。
夏，奏请于郴州宜章县、桂阳军临武县并置学。
奏劾知桂阳军赵善珏，罢之。
创置湖南飞虎军。
变税酒法为榷酒法。
秋覆阅解试卷，得赵方。
经始构建上饶居第。作《新居上梁文》。
刊行亡友周信道（孚）《蠹斋集》。
檄衡山尉戴翊世行县事。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
淳熙八年（1181）稼轩四十二岁。
江右大饥，举办荒政。
稼轩遣客舟载牛皮运赴淮东总领所，以供军用。
路经南康军境，为军守朱晦庵（熹）遣人搜检拘没，遂致函朱氏，请其给还。
淳熙九年（1182）稼轩四十三岁。
在上饶家居
秋九月，友人朱晦庵（熹）过信上相会。
是年范廓之（开）始来受学。
淳熙十年（1183）稼轩四十四岁。
在上饶家居
春，友人陈同甫（亮）有书来，约秋后来访，未果。
夏五月，叶梦锡（衡）卒，年六十二。
秋八月傅安道（自得）卒，年六十八。
冬十一月，李寿翁（椿）卒，年七十三。
淳熙十一年（1184）稼轩四十五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春二月友人洪景庐（适）卒，年六十八。
李仁甫（焘）卒，年七十。
三月，友人陈同甫（亮）备累系狱，凡七八十日方得释。
秋七月，友人罗端良（愿）卒，年四十九。
冬，寓居信上之李正之（打正）入蜀任利州路提刑。
郑元英亦过信入蜀，稼轩均赋词为别。
淳熙十二年（1185）稼轩四十六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郑舜举（汝谐）为信州守，稼轩与相酬唱甚多。
淳熙十三年（1186）稼轩四十七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岁杪，郑舜举（汝谐）被召赴临安。
淳熙十四年（1187）稼轩四十八岁。
在上饶家居
夏，友人韩无咎（元吉）卒，年七十。
友人汤朝美（邦彦）卒，年五十三。
友人钱仲耕（佃）卒，年六十二。
淳熙十五年（1188）稼轩四十九岁。
在上饶家居
正月，门人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成。
奏邸忽又讹传稼轩以病挂冠。
郑侯卿（如崈）守衡州，稼轩赋词送之。
秋，友人赵昌父（蕃）归自湖南，岁末以诗卷寄赠稼轩。
友人陈同甫（亮）来访，相与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
淳熙十六年（1189）稼轩五十岁。
在上饶家居
二月，孝宗禅位于光宗。
范廓之（开）应招以家世赴告南宋行朝，将以求仕，辞别稼轩，稼轩为赋《醉翁操》相送，
光宗（惇）绍熙元年（1190）稼轩五十一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冬十二月友人陈同甫（亮）再度系狱，年余方得释。
绍熙二年（1191）稼轩五十二岁。
在上饶家居
洪莘之通判信州，
绍熙三年（1192）稼轩五十三岁。
春，赴福建提点刑狱任。
路径崇安时，曾至武夷精舍与朱晦庵相会。
宁宗（扩）庆元元年（1195）稼轩五十六岁。
家居上饶
二月，赵子直（汝愚）罢右丞相，继责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友人刘平国（宰）校书上饶，徐斯远（文卿）领乡荐。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以党赵汝愚被罢斥。
冬十月，以御史中丞何澹奏劾，落职。
庆元二年（1196）稼轩五十七岁。
正月庚寅，以余端礼为左丞相，京镗为右丞相，郑侨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枢密院事。
同月壬午，赵子直（汝愚）卒，年五十七。
三月王正之（正己）卒，年七十八。
友人杨济翁（炎正）举进士及第，徐斯远（文卿）落地。
夏四月甲子，余端礼罢，以何澹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叶翥签书枢密院事。
五月七日，妻兄范南伯（如山）卒，年六十七。
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
（《稼轩历仕始末》：“卜居广信带湖，为煨烬所变﹝焚﹞，庆元丙辰，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
秋七月戊戌，以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八月丙辰，以太常少卿胡纮请权住进拟伪学之党。
九月，以言者论列，罢官观。
以纠结徒党罪名再罢斥朱熹及其门徒。
庆元三年（1197）稼轩五十八岁。
家居铅山
春正月壬寅郑侨罢。癸卯，以谢深甫兼知枢密院事。
友人陈安行（居仁）卒，年六十九。
十二月丁酉，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
庆元四年（1198）稼轩五十九岁。
家居铅山
五月己亥，加韩侂胄少傅赐玉带，己酉，诏禁伪学。
复集英殿修撰，主管建宁武夷山冲佑观。
是年吴子似（绍古）为铅山尉，相与酬唱甚多。
庆元五年（1199）稼轩六十岁。
家居铅山
友人朱晦庵（熹）来书以克己复礼相勉。
友人傅岩叟（为栋）捐直发廪赈乡里之饥，稼轩欲讽庙堂奏官之。
是年七月钱表臣（之望）卒，年六十九。
八月王道夫（自中）卒，年六十。
九月庚寅，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
庆元六年（1200）稼轩六十一岁。
家居铅山
春二月，友人杜叔高再来访。
三月，友人朱晦庵（熹）卒。年七十一。稼轩为文往哭之。
冬十月丙戌，加韩侂胄太傅。
嘉泰二年（1202）稼轩六十三岁。
家居铅山
友人洪景庐（迈）卒，年八十。
赵民则（像之）卒，年七十五。
曹囦明（盅）卒，年六十八。
党禁稍弛，政途久困之人间有起废进用者，稼轩亦其中之一人。
嘉泰三年（1203）稼轩六十四岁。
夏，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疏奏州县害农六事，愿诏内外台察劾。
创建秋风亭
冬，奏请于绍兴府诸暨县增置县尉，省罢税官。
是年，浙东“盐鬻为害”，稼轩“消弭”之力为多。
招刘改之（过）、赵明翁（汝鐩）至幕府。
会稽县丞朱圣与（权）供职勤敏，深为稼轩所敬赏。
为友人杜仲高（旃）开山田
欲为友人陆务观（游）筑舍，陆辞之，遂止。
陈君举（傅良）卒，年六十七。
岁杪召赴行在。
嘉泰四年（1204）稼轩六十五岁。
韩侂胄发动对金战争。
正月，召见，言盐法。并言金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
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差知镇江府，赐金带。
数年来，稼轩屡次遣谍至金，侦察其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之姓名，帑廪之位置等。
并欲于沿边招募士丁以应敌。至镇江，先造红衲万领备用。
以五十镒馈金坛刘平国（宰）。
拨丹徒县没官田百馀亩作学田。
读宋高宗《亲征诏草》，为跋其后。
冬十月朔，周子充（必大）卒，年七十九。
是年袁起岩（说友）卒。
开禧元年（1205）稼轩六十六岁。
在镇江守任
三月，坐谬举，降两官。
刘改之至京口访晤
夏六月改知隆兴府，旋以言者论列，与官观。
同月，宋廷下诏加强战备。
林克斋闻稼轩移镇隆兴之命，有函致贺。
宋备战，金亦有所对应。
秋，归铅山。
开禧二年（1206）稼轩六十七岁。
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
在宋金交兵过程中，宋兵立呈溃势。
进宝文阁待制。
又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
是年友人刘改之（过）卒，年五十三。
彭子寿（龟年）卒，年六十五。
开禧三年（1207）稼轩六十八岁。
宋金均有罢兵议和动向
试兵部侍郎，两次上章辞免，方遂所请。
黄勉斋（榦）致书稼轩，对时事出处多所论列
与在京宫观。
三月，叙复朝请大夫。
继又叙复朝议大夫。
夏四月，以方信孺为国信所参议官如金军。
归铅山，八月得疾。
进枢密都承旨，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未受命，并上章陈乞致仕。九月初十日卒。特赠四官。
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交游中哀诗祭文等现唯存陆（务观）、项（平甫）二人之作，馀已无可考矣。
（项安世《平安悔稿》册二《答杜仲高来书哭兄伯高及辛待制且言杜氏至仲高始预荐榜》诗：“康庐之麓蠡之皋，太息书生杜仲高。待制功名千古杰，贤良文字万夫豪。泪痕频向西风滴，场屋新随举子曹。且为门阑辟青紫，柯辛威父一生劳。”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项平庵《祭辛幼安》：‘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憎，则其死也必享天下之名。岂天之所生必死而后美，盖人之所憎必死而后正，呜呼哀哉。死者人之所恶，公乃以此而为荣；予者公之所爱，必当与我而皆行。局旦暮而相从，固予心之所爱；尚眠食以偷生，恨公行之不待！’自昔哀词未有悲于此者。”）
嘉定元年（1208）稼轩卒后一年
摄给事中倪思劾稼轩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
是年丘宗卿（崈）卒，年七十四。
嘉定□年
稼轩第五子穰为文辨谤。
理宗（昀）绍定三年（1230）稼轩卒后二十三年
铅山县宰张谦亨建西湖群贤堂，祀铅山乡贤十六人，稼轩亦其中之一人。
绍定六年（1233）稼轩卒后二十六年
赠光禄大夫。
恭帝徳祐元年乙亥（1275）稼轩卒后六十八年
加赠少师，谥忠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淳熙七年（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元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纪念建筑
纪念馆
辛弃疾纪念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南，占地总面积31亩，由纪念馆和辛家坟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有石坊、六角碑亭、辛弃疾塑像、辛弃疾纪念祠、稼轩词书法艺术刻石碑廊等景观以及文物、书画、民俗、图片、“一代词宗”、“义胆忠魂”6个展室。
故居和墓葬
在济南小清河畔，有一个乡镇，名叫遥墙镇，那就是名闻遐迩的宋代杰出词人辛弃疾的故乡。他就是在那里起身，拉起队伍抗金的。辛弃疾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社会文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词人，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辛弃疾死后葬于江西上饶的铅山县永平镇。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坐北朝南。立于绍定年间（1228—1233），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原碑毁墓残。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两次修整。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墓道很短，有郭沫若撰并书之挽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主要作品
概况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思想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将豪放词推帜至一个顶峰。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曲折生涯
初到南方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隐居生活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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