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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遵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观念，“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纪述，务从实录”为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向中国人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中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他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糅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休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已。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评，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珍田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钻”，“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珍田舍己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宪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 “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